網紅村小的教育試驗:“80分萬歲”是讓教育回歸原初

澎湃新聞 2019-12-11 11:26 39728


如果說撤鄉并鎮、城鄉遷徙、計劃生育像一場無法阻遏的退潮,那四川廣元的范家小學非但沒有被浪卷走,反而在2019年成了弄潮兒。


這所鄉村小學看著不起眼,稍不留神,就會隱沒在利州區寶輪鎮茍村的山間公路上。而張亞文一家輾轉過上海、鄭州,9月初,她帶著孩子來到范家小學。


自今年初始,除了40名農村留守兒童之外,11個城里的孩子陸續轉學來此。


范家小學紅火起來,緣于2018年最后一天,《邏輯思維》創立者羅振宇在跨年演講中提到范家小學,稱它有一種向上的力量,讓教育回歸原初。在此之前,北京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何帆評價這所農村寄宿制小學為中國教育理念最先進的學校。


范家小學。文中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明鵲拍攝。


一時,很多城里家長前來咨詢,想把孩子送到范家小學讀書;教育研究者好奇地跑來調查,想復制這種模式,最后把它稱作教育“烏托邦”;全國媒體蜂擁而至,把它看成鄉村小學轉型的典范,剖析這種教育現象。


范家小學所提倡的“班家文化”、“80分萬歲”等教育改革的理念起初頗受追捧,然而,當熱鬧聲漸次退去,這一鄉村學校的試驗仍在經受著去與留的考驗。


城里的孩子


2008年8月,張夢帆在河南鄭州出生,不久跟著父母去了上海。


母親張亞文說,張夢帆從小體弱多病,一歲多時因感冒患上哮喘病,之后又得了鼻炎,生活上常感到力不從心。


2013年3月,第二個女兒出生后,張亞文把更多精力放到家里。


生活漸漸步入正軌,張夢帆進入了上海一家公立小學,每天的作業很多,張亞文經常陪女兒做作業做到崩潰,“一開始教,說著說著,后來提高分貝,之后就對著她吼……”


張亞文隱約覺得,女兒身體差,可能影響到了學習。


直到有一天,數學老師打電話給張亞文說,張夢帆十以內的加減都不會,她從沒見過這么差勁的孩子。張亞文一開始不相信,但后來她發現,張夢帆因為成績不好,變得內向、自卑、膽小,成績更是每況愈下……張亞文希望改變這種狀態,她開始鼓勵女兒:你畫畫很好,很有音樂天賦,而且人善良又細心。


2017年秋天,因公司不景氣,他們一家人離開上海,又回到了鄭州。


那一年,張夢帆上小學四年級,進入鄭州市一所公立小學,一個班七十多個學生,每天的作業依舊很多。張亞文一邊研究教育創新一邊幫女兒找合適的學校。


學校沒有找到,不久,張亞文和朋友合辦了一所“迷你學校”,開設了新聞課、數學課、英語課,自然觀察課……學生最多的時候,里面有十來個孩子。


四年級下半學期,張亞文幫女兒辦理休學后,讓她在迷你學校“玩”了一個月。張夢帆回校參加期末考試時,每門功課竟然都考了九十多分、一百分。“事實證明,有標準答案的是最簡單的。”張亞文說。


她希望女兒多玩,會玩,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這年夏天,夫妻倆因為女兒擇校的事發生了分歧。張亞文想把女兒轉到“迷你學校”,但丈夫不同意,認為女兒會失去學籍,不能參加高考,而上不了大學就找不到好工作。


張亞文無法說服丈夫,五年級開學后,她又把女兒送回了公立小學。


張亞文想過帶女兒去北京一所創新型的私立學校“一土學校”,但一個學期要好幾萬學費,“假如兩個孩子都送過去,家里肯定負擔不起”。那時候,哪個學校好,哪個學校不好,張亞文都會和女兒探討。


五年級沒上多久,張夢帆身體出現問題,再一次休學回家療養,一待就是大半年時間。今年初夏,張亞文突然生病,身體陷入遲鈍狀態,她辭掉了“迷你學校”的工作,決定帶女兒去外面走一走。


行程中,11歲的張夢帆一個人做攻略,訂酒店,買車票,帶著媽媽和6歲的妹妹,從洛陽,輾轉湖北、湖南、廣東、海南……三人行走了一個月。


她們回到鄭州家里后,張亞文病情好轉,毅然決定帶女兒去范家小學——一方面因為范家小學自由的教學理念;另外張亞文的娘家離學校不遠;此外,范家小學是公立小學,學生轉過來都有學籍。


張亞文說,決定就是一瞬間的事,“無論是什么后果,哪怕離婚,我也要帶她們來范家小學。”在她的堅持下,丈夫也同意了。


9月初,當看到紅房子、綠草坪,幾個學生嬉笑追打……張亞文覺得,這就是她理想中女兒該上的學校。


一場教育實驗


事實上,早在張亞文送女兒來范家小學之前,四川遂寧的熊妹玲把兩個兒子送來了范家小學,成都的戴麗蘭也把兒子送來……


她們奔波幾百公里,租住在學校附近的村民家,每天來回接送小孩讀書。在這些家長眼里,范家小學有城鎮學校沒有的優勢:小小班的教學特點,先進的教學理念,以及更自由的學習方式等。


四川廣元市利州區教育局副局長鮑海兵說,范家小學的變化始于2008年5月地震過后。一方面,地震導致大量房屋倒塌,許多學校周邊的村民到城鎮買了房子,把小孩也帶去城鎮讀書,導致范家小學生源驟降;另一方面,地震過后,政府加大對農村學校的投入,范家小學得以在硬件方面有了質的飛躍。


一棟三層嶄新的教學樓,就在那時候拔地而起。


“學校越建越好,但也留不住學生。”在范家小學教書四十多年何志貴回憶,學生人數從兩百多降到一百多,到后來只剩下幾十個人。


時任校長趙寶全每次去利州區教育局開會,了解到的都是城鎮學校的教學、管理方法,卻找不到農村學校的出路,決定聯合利州區其他鄉村小學一起尋找辦法。


2014年秋天,趙寶全調到其他學校后,新調任的校長張平原接手了此事。


當時年逾不惑的張平原當了15年班主任,換過6所學校,家住范家小學40公里之外,要翻座山才到。接手這所偏僻的村小之前,他心里也有不樂意。但有領導告訴他,別的地方關系錯綜復雜,偏僻之處沒人想來,或許能有所作為。


在鮑海兵眼里,有幾十年農村教學經驗的張平原,是一個想做事,也敢做事的人,他一到范家小學就雷厲風行。


范家小學校長張平原。


這年12月5日,“廣元市利州區微型學校發展聯盟”(以下簡稱微型聯盟)正式成立,由14所學生在100人以下的鄉村小學組成,張平原任理事。微型聯盟加強了小微學校之間的聯系,形成了一種嶄新的農村教育生態。


他們建立了第一個農村網絡直播課,通過網絡授課分享給其他學校,解決了一些學校教師不齊的問題。與此同時,張平原還對課程形式、課程內容等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培養孩子探究、合作、交流等能力。


鮑海兵說,“微型聯盟”成立不久,利州區教育局每年撥給聯盟每所學校5萬元。第二年,“微型聯盟”成為了四川省教育綜合改革試點項目,利州區教育局每年給每所學校20萬元的補貼。


這些錢一部分用于學校建設,一部分用于教師培訓。


很快,范家小學的教室變得溫馨,操場變得漂亮,連洗手間也變得明亮起來…… 這些努力讓范家小學慢慢有了變化:老師的流動性降低了,學生的外流人數也減少了。


10月中旬,范家小學全校學生在操場做課間操。


2015年5月,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到利州區考察,發現了這種聯盟現象非常獨特。慢慢地,這種形式在全國推廣開來。


鮑海兵說,微型聯盟成立不久,一個學生有一個平板電腦,兩個學生用一臺電腦,三個學生共享一個音樂教室……農村學生人均占有資源遠超城市孩子。


范家小學成為農村學校逆襲的一個典范。


留守兒童與班家文化


“叮鈴鈴……”


早上六點五十,鈴聲過后,音樂聲響起,寢室里的燈亮了。


村子還沉浸在山間清晨的霧氣中,學生一骨碌爬起床……幾分鐘后,他們出現在草坪上,圍著操場奔跑;十幾分鐘后,他們走進教室,傳出朗朗書聲。



10月中旬的一個清晨,山間縈繞著霧氣,孩子們圍著操場在跑步。


范家小學一共51名學生,張平原認識每一個孩子,知道他們家里的大體情況。


這些孩子多數為留守兒童,有十幾個學生父母離異,一些孩子性格內向、敏感自卑。張平原記得,大約一年前,他看見一年級的李珍在哭,問旁邊的同學怎么回事,對方告訴他:有個同學多看了她幾眼,李珍就哭了。


李珍3歲時,父母離異,母親隨后丟下她回了江西娘家,父親此后也常年在外打工。她從小由爺爺奶奶帶大,但老人忙于農活,沒有時間和心思照顧她——父親很少寄錢回家,家里主要靠爺爺奶奶喂豬、種菜賣,一年收入大約有兩三萬塊錢。


自上幼兒園起,李珍的衣服經常油漬斑斑,她喜歡一個人躲在角落里發呆。


去年春天,學校組織體檢時,發現李珍視力有問題。班主任楊秀麗幾次去李珍家,希望她家人帶她去醫院檢查。李珍奶奶不重視,回復她說:“她眼睛有啥子問題咯,回家看電視好得很!”


上課時,李珍看不清黑板上的字,經常歪著頭瞇著眼把字寫錯。


到了秋天,楊秀麗又去了幾次李珍家,她鄭重其事地告訴老人:小孩的視力是大問題,如果不去醫院檢查治療,可能會影響她一輩子。


今年夏天,爺爺李建國帶孫女到市里醫院檢查,查出李珍患有先天性弱視加遠視。


李建國花了600塊錢給她配了一幅眼鏡,李珍配戴一個月后,覺得頭暈不愿意戴。“醫生讓她多看手機、多看電視……她原來手指頭都分不清,現在好很多了,已經沒有什么問題了。”


今年夏天,李珍母親回來了,帶她去寶輪鎮上買了很多衣服、鞋子、發卡……但她很快又離開了。李珍想念母親,頭上戴滿了母親買的發卡。


兩個多月前,楊秀麗上語文課,講到“爸爸媽媽”時,班上很多孩子包括李珍,突然哭了起來。他們是留守兒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從小缺少父母的關心、家庭的溫暖……


十幾年前,張平原在一個山區教書,發現很多學生是留守兒童,他突然想起一首歌——“相親相愛一家人”,那是“班家文化”的最初起源。


范家小學的教室像家一樣溫馨適意——六張原木書桌,擺成了一個心形,被一片淡綠色的墻壁包裹著,教室后面是沙發、小圓桌,書架。



范家小學教室一角。


2016年3月,“班家文化”正式開課。負責該課的教師楊秀麗覺得,“班家文化”有一套行為系統,一套語言系統,一套思維系統。主要包括老師和孩子們做游戲,給孩子們讀繪本,以及讓孩子們自己上臺讀繪本等。


李珍不敢上臺,有時害怕得哇哇大哭。


一直到有一次,在楊秀麗的鼓勵下,她講了一個拇指姑娘的故事。楊秀麗夸獎她“講得真棒”,李珍高興地說“楊老師,我明天還要講!”


從一年級到二年級,李珍依舊內向、敏感,但她身上已經在發生改變。


十月中旬的課間,李珍跪在草坪上,一個人喃喃自語。記者問她:“你怎么了?”她一邊后退,一邊低語道:“她們不跟我玩。”邊上幾個小朋友聽到后,大聲抗議“我們沒有不跟她玩。”


很快,李珍咧開嘴,飛一樣跑開了。


“80分萬歲”


9月17日,教師王波從陜西調到范家小學。


剛來的第一天,他看到班上只有6個學生,心里咯噔一下,不知道該怎么上課。他此前所在的學校,全校三百多名學生,一個班級五六十人,擠滿了課堂。


王波去旁聽其他老師上課,很快發現,這里的教學方法和原來也不一樣。


他打了一個比方,教小數乘法時,他此前是在黑板上講,一千克多少東西,之后算出多少元,注重計算法則,計算結果,最后在黑板上總結。


這里的教學方法是:從寢室拿來幾個蘋果,一個蘋果0.58元,讓學生算出能賣多少錢。他覺得這里更注重情景化、貼近生活,引導學生自主學習。


10月,四年級的學生在觀察過濾裝置。


不過,更讓王波感到驚訝的是,自己身為數學老師,還得教五年級的“鄉土課程”。


10月16日,星期三的下午,范家小學全校上“鄉土課程”。這是王波第一次上這個課,他沒有做好準備,有些慌張和茫然,最后決定帶學生觀察紅薯藤。


下午,鈴聲響后,低年級學生飛一樣跑出校外。


王波走在最后,他帶著幾個高年級學生來到校外一塊菜地。一開始,他站在邊上看,很快,他蹲下身,折了兩根紅薯藤,遞給學生說:你們都看看,它是什么顏色、什么形狀,嘗嘗是什么味道……


學生接過紅薯藤,發現“葉子是心形的”、“三角形的”、“有一點澀澀的味道”、“有泥土的味道”……



10月16日,學生觀察完紅薯藤后,回到教室,用平板電腦拍下紅薯藤,然后對照畫出紅薯藤。


事實上,從一開始,“鄉土課程”就是自由的,老師帶學生看晨霧、聽蟲鳴,看晚霞,畫夕陽……整個過程不是老師編好了再教,而是自然而然生長出來的。


觀察完紅薯藤后,王波又帶學生回到教室,讓他們把紅薯藤畫出來,并記錄下自己的觀察筆記。


對王波老師來說,這一切都是新鮮生動的,卻又讓他有些迷茫。


前段時間,他組織一次數學考試,只有一個考了九十多分,其他都是七十多分,還有一個學生不及格。在陜西時,學生平均能考85分以上。


此前,王波一直認為,高考是改變農村孩子命運的唯一方法。


范家小學學生很少考試排名。有人擔心,脫離了考試體系,這些孩子將來進入主流社會,改變命運的機會是否更加渺茫?快樂的代價是不是太大了?


張平原對此解釋:范家小學的考試和其他地方不一樣,學生最多可以考三次,考得高的一次作為最后的成績。


范家小學原則是,學生考100分,學校不獎勵;學生考50分,學校也不批評。張平原覺得,80分萬歲,過度教育看似有不錯的效果,實則會毀滅孩子的學習興趣和原動力。


他說:“你不要擔心這些孩子進入主流社會就很弱勢,相反,他們更善于與人交流合作,有自己獨立思考和判斷。”


利州區教育局明確規定小學不準排名,但事實上,學校私底下依舊會考試排名。張平原曾聽說,這幾年,范家小學升學考試基本排在利州區七八名,屬于中上水平。


初二學生林澄說,一年多前,他們13個同學從范家小學畢業,全部進入對口的寶輪中學,其中有約一半同學成績靠前,大部分同學的成績在全年級300多名學生里屬于中上游。也有從范家小學畢業的上了初三,能考進年級前十。



夜晚,學生在教室上晚自習。


學校與村莊


范家小學位于茍村,離寶輪鎮約20公里,坐落在半山腰之中。


流經此地的菖溪河,歷史上因產九節菖蒲而出名,它東臨女皇故里,西接劍門雄關,南毗昭化古城,剛剛被打造成生態漂流項目,而茍村正是漂流的起點。


今年夏天舉辦漂流節,范家小學附近掛滿了風車,到處都是紅紅綠綠的帳篷。不過,漂流節過后,一百四十多戶的村子又恢復了清冷,只剩零星幾個老人、小孩。



傍晚,茍村的山間炊煙裊裊。


1993年,觀山村村民郭延珍帶著三個兒子來到茍村做生意,他們在集市上開油坊、酒廠,之后又做服裝生意——1996年撤鄉并鎮之前,茍村是鄉政府所在地,隔幾天就趕一次集。


那時,周邊的蓮花村,松林村,范家村……都來這里趕集。甚至撤鄉并鎮后,很長一段時間,每到趕集時,茍村的集市上也總是人群擁擠。


郭延珍記得,她1998年做服裝生意時,每個禮拜要進3000多塊錢的貨,生意好得不得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范家小學有500多學生,老師有30幾人。何志貴記得,撤鄉并鎮后,學生出現第一波減少,一方面是計劃生育導致人口減少;另一方面,很多學生跟父母去了鎮上讀書。


那種家長經常跑來學校了解孩子情況的現象也慢慢消失了。


2008年地震過后,集市慢慢蕭條了,生意也越來越難做,郭延珍很快就不賣衣服了。四年前,她小兒子關閉了面條廠,到寶輪鎮開了一家餐廳;不久,其大兒子、二兒子也陸續離開了茍村;兩個多月前,他們開了十幾年的油廠也關閉了。


郭延珍小孫女羅秉宜上小學時,一家人就她去哪兒讀書進行討論過。


小兒子夫妻倆在鎮上開飯店,他們想讓女兒在寶輪鎮讀書,但郭延珍覺得回老家更方便些。最后,因為夫妻倆沒法照顧孩子,只得讓老人把孫女帶回了茍村。


郭延珍說起此事稱,他們當初這一選擇沒有錯,范家小學如今是越辦越好了,名氣也越來越大。村里幾個轉學去了寶輪鎮的孩子,今年又被父母送回了范家小學來。


利州區教育局副局長鮑海兵介紹,微型聯盟的14所鄉村學校,有四五所已出現學生回流現象,其中有一所鄉村小學,一年前只有12個學生,現在有47個學生,回流了39個孩子,回流率高達300%。


不過,張平原對此并不樂觀,他覺得回流只是暫時的,農村走向城市是必然的,誰阻擋,誰就會被壓得粉碎。


去年,范家小學進行了入學情況調查:片區一共五個村,一到六年級有146名學齡兒童,其中40人在范家小學讀書,十余人已經上初中,另外十余人去了外省讀書,其它學生在寶輪鎮或廣元市讀書。范家小學的學生不到整個片區適齡兒童總數的30%。


發展還是消失?


來范家小學之前,11歲的張夢帆跟母親說,她以后不想參加高考。


張亞文告訴她:“你可以不參加高考,但是未來你如何選擇,以及選擇的結果如何,你要自己承擔后果。”


事實上,張亞文希望女兒能自由、快樂地成長,并找到適合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張亞文對女兒說,無論你是高中畢業后工作,還是出國留學,亦或者最終還是高考上大學,家里都會全力支持你。


上小學五年級的張夢帆,身高一米五幾,扎著一把馬尾,平素不愛說話,但做事認真、執著,看起來比同齡人成熟。


幾年前,他們一家人在上海時,張亞文也曾像所有母親一樣,想要女兒好好學習,將來考上一所好大學,找一份體面的工作。張亞文說,記不清什么時候開始,她突然覺得這些并不重要,就如同自己追求的房子、車子一樣虛無縹緲。


張亞文找到了一種簡單、自然的生活方式,她希望女兒也能找到自我,才把她送來范家小學。


澎湃新聞記者了解到,11個城里孩子轉來范家小學念書,多數是因為家長不認可城市學校的教育理念。


黃其山此前在遂寧市上小學二年級,每天作業很多,他經常調皮搗蛋而且成績不好。一開始,熊妹玲并不想送兒子來范家小學,覺得離家里太遠了,她又沒空來這里照顧兒子。


她沒想到,兒子一到范家小學,就開心地對她說,“媽媽,你回去吧,我要在這里讀書。”
楊秀麗記得,黃其山剛來的時候,像個野小子一樣,一下課就跑得不見人影,經常在操場上翻跟頭,蕩秋千,玩沙包……但成績卻有很大長進,作業一天天寫得工整,拼音、認字等也進步了很多,他現在成為了班級里最優秀的學生。



范家小學學生在食堂吃飯。


這些城里家長送孩子來范家小學,首先生活上會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其次他們也會擔心鄉村教師有認知上的局限。“他們看過的東西,去過的地方,了解的世界,會受到一定的限制。”


張平原承認,范家小學作為一所偏僻的鄉村小學,很難留住好老師,教學質量可能參差不齊。但他稱,老師也在學習過程中嘗試改變,鼓勵學生自主學習。


即便如此,村里的家長對范家小學的看法依舊曖昧。


茍村村支書李安岳說,農村孩子除了高考上大學,沒有其他出路,家長更看重學生的考試成績,范家小學這種教學模式需要時間的檢驗。


一方面,大多數農村家長依舊把孩子送去城鎮學校;另一方面,城市家長被更多的吸引來到農村小學。


張平原認為,范家小學未來只有兩條路:一是繼續原來的教學模式,農村學生一個個外流,最終范家小學終將消失;另一種就是在這一輪轉型中,范家小學成為一所優質學校,吸引更多城市家長的目光。


10月一個星期五的下午,放學后,學生們背著書包一個個離開了學校。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澎湃新聞記者 明鵲 實習生 梁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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